众所周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在1972年2月21日访问中国，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

  同年2月28日，中美签署并发表了第一份《联合公报》，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但中美事实上的建交却是在1979年1月1日，时隔尼克松访华7年后，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拖住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脚步呢？

  时间回到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建交的磋商其实已经提上日程——1973年2月，基辛格再度访问中国，他向周总理带来了尼克松希望在第二个任期内建交的承诺。

  在听取基辛格的提议后，周总理也决定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迈出一步——1973年5月，中美同意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中方联络处的主任是驻法大使黄镇；美方则任命戴维·布鲁斯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如果尼克松的第二个任期能够顺利展开，那么中美不是没有可能建立外交关系，但问题就出在尼克松身上。

  1972年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尼克松连任。同年6月，有关尼克松在选举期间监听竞争对手的“水门事件”曝光，尽管这起丑闻没影响尼克松连任，但丑闻的发酵极大重创了他的政治信誉。

  “水门事件”被曝光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再度加剧了尼克松支持率暴跌，最后导致他于1974年8月辞去总统职务。

  在辞职前，尼克松曾专门致电中国、苏联和中东多国领导人，承诺他的卸任并不代表美国外交政策转变。

  尼克松在辞职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中美关系，称“我们已打开了中美之间的大门”、“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

  尼克松因丑闻下台后，接替他的是副总统福特。但受“水门事件”影响，福特的优先事项是缓和美国的社会撕裂并赢得下一届大选，无力在中美关系上寻求突破。

  因此，当1974年11月基辛格再度访华时，他在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上再也没之前的热情。

  在与会晤时，基辛格罗列了一大堆“困难”，不是说美国国内存在所谓的“亲台”势力，就是说美国还没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办法，变着花样在美军从台湾撤军问题上推三阻四。

  基辛格甚至还提出美国愿意按照所谓的“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建交遇到的“难题”，即美国要在台湾保留“联络处”，中方声明不以武力问题——显然，基辛格这些要求比起尼克松时期已然浮现了极大改变。

  对此，也斩钉截铁地驳斥了基辛格的诉求，指出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在炮制“”，中国绝不接受。“是中国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基辛格的这些无理诉求，清楚地表明他此次访华只是例行走个过场，反映出此时中美关系正常化已经陷入僵局。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这次访问同样也没取得太多实质性进展——面对福特的夸夸其谈，颇为幽默地表示：“我们当然想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实力还不够，所以只能放空炮”。

  而福特似乎没有听出话里的讽刺，仍坚称自己不信这一点，随后继续开玩笑说：“要说骂人的话，我们可能还有点本钱”。

  福特和尼克松一样，也希望把中美建交的问题放在下一个任期解决，结果还不如尼克松——1976年福特败选，人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美国对华决策上，卡特主要倚仗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但两人在上的立场分歧极大：万斯态度消极，主张即使中美建交也“不能损害台湾安全”，而布热津斯基则从当时苏联挑战美国霸权的方面出发，主张应在上让步，尽快实现中美建交。

  这种分歧让卡特始终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转折点出现在1977年8月万斯访华期间，严词拒绝了万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方案，并指出中国政府对问题是有耐心的，但美国不要将其理解为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

  的强硬态度，再加上美苏冷战的白热化趋势，使卡特不得不采纳布热津斯基的建议——1978年5月，会见了来访的布热津斯基。后者作为卡特政府的代表，这次终于愿意在上做出让步，只希望“当美国声明和平问题时”不会遭到中方明显的驳斥，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也容易解决”。

  对此，表示，我们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了”。

  从1978年5月起，中美开始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在11月2日的第五次谈判中，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抢先亮出了底牌。

  此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改革开放的决策也已被提上日程，因此决定亲自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谈一谈。

  1978年12月14日，得到卡特答复的伍德科克告知中方，表示美国同意在公报中写入反霸权条款、撤回对台当局的承认等条件，双方经商讨后同意将分歧最大的美国对售问题“搁置到以后解决”。

  至此，中美建交谈判开始步入尾声。两国最终于1978年12月16日发布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