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4日，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旧候机楼里，不断传来低沉的哭泣声。

  六天前，一架载有258名以色列乘客的法国客机被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劫持。飞机先飞往利比亚的班加西，再转机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成为了一座生死边缘的牢笼。

  七天过去，机上的人质在死神的阴影下挣扎。劫机者威胁，如果以色列政府在最后期限内仍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将每隔四小时处决一名人质，直到以色列屈服。

  乌干达总统阿明对此束手无策，向人质们表示，能否解救他们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决定。

  然而，外界并不知道的是，距离恩德培机场3800公里之外，以色列的C130运输机已在飞往救援的路上。

  数小时后，以色列特种部队如猛虎般从天而降，仅用45分钟便击毙了所有劫机分子，连机场的乌干达守军也未能幸免。人质们终于得救。

  当凯旋的飞机降落在以色列时，全国上下为之欢腾。行动中唯一牺牲的以色列军人，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他成为了全国的英雄，赢得了无尽的敬仰与声誉。

  1949年，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出生，家中有一位哥哥约纳坦和一位弟弟伊多。爷爷内森和父亲本齐翁，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曾为以色列建国四处奔波。这样的家族背景，注定了内塔的生命与犹太复国主义紧密相连。

  1956年，本齐翁在费城找到了一份大学历史教授的工作，全家随之迁往美国。内塔在美国度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但这段经历对他而言并不愉快。

  当时，“嬉皮士”运动席卷美国，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广泛蔓延。许多人通过吸毒、抽烟、滥交等极端方式，宣泄他们对战争和现实的不满。这种与内塔的价值观南辕北辙的现象，使得他和哥哥约纳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们曾讨论过，认为如果美国继续这样下去，将没有一点希望。

  这也许是气愤之言，但今天美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毒品泛滥，的确与当时的“嬉皮士”文化密切相关。

  1964年，约纳坦首先回到以色列，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IDF）的伞兵旅。三年后，年满十八岁的内塔也回到了祖国，追随哥哥的脚步，加入了IDF。

  在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里，内塔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1968年3月，卡迈勒战役爆发。约旦境内的卡迈勒，是“巴解组织”的重要根据地。IDF通过侦察确认，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阿拉法特正在该城中。

  以色列军方随即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动员1.5万精兵入侵约旦，突袭卡迈勒，一举擒拿阿拉法特。

  然而，阿拉法特并非等闲之辈，他通过内部线人得知了以色列国防军（IDF）的行动计划，决定设下陷阱。结果，当IDF突入卡迈勒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整座城市几乎空无一人。

  但此时已无退路，巴解组织的伏兵如潮水般涌现，毫无准备的IDF遭遇了惨重的损失。400多名士兵阵亡，2000多人受伤。内塔所在的突击队也未能幸免，队长阵亡，余下的大部分队员要么死要么重伤。内塔本人也负伤，而他们更被困在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在这一危急时刻，内塔展现了非凡的冷静与决断。他没有慌乱，而是带领幸存队员，不断侦察，耐心寻找敌人防线中的漏洞，最终成功带领队员突围。这是他首次在战场上崭露头角，战后他被晋升为小队长。

  1968年12月26日，一架以色列航班被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劫持。以色列政府认为黎巴嫩去参加了（虽然事后证明并非如此），决定展开报复行动。两天后，IDF派出64名精锐突击队员，分乘八架直升机，对黎巴嫩的贝鲁特国际机场发动了突袭。黎巴嫩方面毫无准备，仅用了短短半小时，12架飞机被摧毁，整个机场几乎陷入瘫痪。内塔也是这次突击队的一员。

  不过，内塔线号班机被四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劫持，停在特拉维夫机场。劫机者要求释放370名被以色列关押的游击队员，否则他们将炸毁飞机。经过紧急商议，以色列政府决定派出精锐突击队进行营救，16名队员参与了这次行动，这中间还包括内塔，队长是埃胡德·巴拉克，后来的以色列总理。

  突击队员们以飞机故障为借口，伪装成修东西的人前往飞机。由于飞机确实存在多处故障，再加上突击队员穿着机械师的制服、手无寸铁，劫机者并未起疑。等到突击队接近飞机时，突然发动强攻。两名劫机者瞬间被击倒，剩余两名也很快被制服，整个营救行动仅用时两分钟。没有人质死亡，自己的队员伤亡也较轻，只有两名突击队员受伤，其中之一便是内塔。他肩部中弹，但不幸的是，这并非被劫机者击伤，而是被自己的队友误伤。

  退伍后的内塔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激进的道路是直接从政，毕竟在以色列，许多军人退伍后都会进入政界，尤其是像内塔这种有战功、受过伤的军人；另一条保守的道路是继续深造，转向商界。

  然而，内塔深知，虽然他曾立下战功，但在全民皆兵的以色列，许多人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因此他并不认为直接从政是最佳选择。于是，他决定选择更为稳妥的路径——继续学术深造。

  当时，以色列本土的大学并不出色，而欧洲他并不熟悉，因此他选择了去美国深造。虽然他对美国有所不满，但毕竟在美国待了多年，他终究是决定赴美。

  内塔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MIT）。通常，完成大学学业需要四年时间，但内塔却在两年半内就修完了所有课程，顺利获得了建筑学学士学位。同时，他还兼修了管理学，并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获得了管理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又前往哈佛大学，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这种学霸般的经历，令内塔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凭借出色的成绩，内塔的求职之路非常顺利。1976年初，他加入了波士顿咨询公司，担任顾问。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个关键人物——未来的马萨诸塞州州长、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

  罗姆尼家族是摩门教的忠实信徒，摩门教的发源地位于美国犹他州。尽管自称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但摩门教与传统基督教的神学差异极大，摩门教主张有三个神，而基督教是严格的一神教，这让摩门教被主流基督教视为异端。

  摩门教的教义中，认为其教义源自以色列地区，这也使得摩门教对犹太人和以色列持有深厚的亲近感，是基督教各派别中最亲以色列的教派之一。因此，罗姆尼和内塔一见如故，两人迅速成了朋友。罗姆尼非常看好内塔的才华，鼓励他在事业上大展拳脚，认为波士顿咨询公司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而内塔也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然而，就在内塔准备大展宏图时，一封来自以色列的坏消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打击——哥哥约纳坦在“恩德培行动”中阵亡。

  1976年7月4日，约纳坦·内塔尼亚胡在“恩德培行动”中英勇牺牲，内塔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渐渐地，他对工作失去了热情。看到内塔情绪低落，罗姆尼看出了他内心的迷茫，并为他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从政。

  罗姆尼认为，哥哥的英雄形象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既然如此，就应当充分的利用这个资源，而从政不但可以延续哥哥的光辉，更有可能为他复仇。内塔觉得这一思路很有道理，但他又不太确定自己能否立即进入政界，因此他决定为自己找到一个过渡的方式。

  1978年，内塔回到了以色列，并开设了一家专门研究的研究所，取名为“约纳坦反恐研究所”，以纪念哥哥。这段时间，研究所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生意冷淡，主要是依靠举办国际研讨会并争取赞助来维持运营。罗姆尼在这期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研究所吸引了大量的赞助和嘉宾，若没有罗姆尼的支持，研究所可能早就关门了。

  摩西·阿伦斯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重量级人物，曾三次担任国防部长、一次担任外交部长。他的政治立场极为强硬，还可以说是极端强硬。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第一任总理贝京曾是恐怖组织“伊尔贡”的领导人，号称“不顾一切代价”，但阿伦斯认为贝京过于软弱，尤其在处理西奈半岛归还问题上，贝京主张归还以分化阿拉伯联盟，而阿伦斯则坚决反对，两人在许多核心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当时，阿伦斯正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他敏锐地察觉到内塔的潜力，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年轻才俊，具备学术才能且有战场经历，再加上哥哥的光环，若能从政，必定前途无量。于是，阿伦斯决定将内塔引荐给以色列政府，并安排他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的副馆长。

  1982年6月，以色列派遣超过十万的军队，以“消灭巴解组织”为名，毫无顾忌地入侵黎巴嫩。怎么样应对国际舆论的压力，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个任务落到了内塔的肩上。

  凭借在咨询公司培养出来的公关能力，再加上罗姆尼等人的支持，内塔对媒体的运作了如指掌。他不时向媒体提供好处，邀请记者参加奢华的活动，酒席间的畅谈和交换便将舆论的走向悄然扭转。他还亲自上电视，为以色列的行动辩护，声称“巴解组织先动的手，我们是被迫反击”。美国政府本就偏袒以色列，看到有理有据的论点，便纷纷加大传播力度。因此，内塔的公关战略大获成功。

  在内塔和美国媒体的巧妙引导下，世界各国普遍不会再使用“入侵黎巴嫩”这一词汇，反而采用了更为中立的“第五次中东战争”，明显减轻了对以色列的舆论压力。

  看到内塔成功化解舆论危机，阿伦斯欣慰不已，心中更为肯定自己当初的判断。没多久，内塔便在恩师的推荐下，升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

  担任联合国代表的四年间，内塔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便是大力扩展自己的人脉。他利用官方身份，频频举办各种活动，邀请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名流，以此结识了不少重要人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和纽约地产大亨弗雷德·特朗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弗雷德·特朗普的影响力也帮助内塔与特朗普家族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而弗雷德的儿子，正是后来的美国总统“懂王”唐纳德·特朗普。

  第二件事则更具传奇色彩。内塔聘请了一个专业团队，专门收购世界各地的报刊，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媒体。他会仔细查阅那些批评以色列的言论，将其视为反犹太的表现，并将这些批评整理成文，作为自己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的素材。他在演讲中毫不犹豫地抛出道德绑架的议题，宣称：“我们之所以入侵，是因为他们反犹，反犹是不可饶恕的。你不同意吗？那你也是反犹分子。”

  这种手法虽然在国际上并未产生太大影响，但在以色列国内却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公众普遍认同内塔坚定捍卫犹太人权益的立场，认为他为民族争得了尊严与正义。因此，内塔的政治声望迅速上升。

  阿伦斯对此非常满意，认为内塔的做法非常符合其强硬的政治风格。1988年，阿伦斯升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内塔也被提拔为副部长，并在同年正式加入了利库德集团。

  内塔的晋升为后来的多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树立了标杆。每位继任者都效仿他的风格，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具象征性。例如，2019年，丹尼·达农在联合国大会上拿出《圣经》进行抗辩；而2023年，吉拉德·埃尔丹则愤怒斥责联合国“没有一盎司合法性”。这些做法虽然显得抽象，但其目标并非面向广泛的国际舆论，而是深深扎根于以色列国内的民族情感与政治诉求。

  按常规的节奏，从副部长升职到更高的职位，想要从技术官僚转变为真正的政治人物，至少得十年八年。

  1991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失去了苏联支持的阿拉伯世界前景黯淡，反观以色列，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局势变得异常有利。

  既然如此，利库德集团那帮强硬派还需要继续存在吗？不少人认为不再需要，于是，1992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利库德集团惨败，主张相对温和的工党顺利上台。新总理拉宾的上任标志着局势的剧变。

  面对选举失利，时任利库德集团主席的伊扎克·沙米尔在党内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在1993年退休，并进行新的选举。

  利库德集团本来有四位重量级人物：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沙米尔、阿里埃勒·沙龙和摩西·阿伦斯。

  此时，贝京已去世，沙米尔的任期也到了，剩下的两位“大佬”是沙龙和阿伦斯。两人都不希望对方当上党主席，于是达成协议，决定都不参与竞选，推举他人出战。

  阿伦斯推举了内塔，沙龙则推举了大卫·列维。起初，局势对列维有利，因为内塔被曝出婚外情，列维还掌握了一段有关内塔的录像。在这种劣势之下，换作一般人，几乎注定会败北，但内塔显然不是一般人，他使出了一个惊人的策略。

  内塔召开了记者会，郑重其事地承认了自己的出轨行为，表示非常内疚，公开道歉，甚至动情流泪。然后，他突然话锋一转，指控列维在私底下以录像勒索和威胁自己。

  能够坦诚地承认错误，让不少党内成员对内塔产生了好感，认为他真诚而诚恳。而与此同时，内塔指控列维在用个人资料威胁自己，这无疑触犯了刑法，甚至是犯罪。列维在这一瞬间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没想到内塔竟然能如此巧妙地反转局面。

  紧接着，以色列警方介入了调查，列维的形象急剧下滑，民众的支持度大幅度下滑。随着第一轮投票的结束，内塔成功锁定了胜局。

  就这样，1993年，加入利库德集团还不到五年的内塔，意外地当上了利库德集团主席，晋升的速度堪称“坐火箭”般迅猛。

  1993年8月20日，拉宾和阿拉法特在挪威奥斯陆举行了秘密会晤，签署了《奥斯陆协议》。根据该协议，巴勒斯坦将会建国，阿拉法特则同意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双方实现了暂时的和解。

  然而，《奥斯陆协议》实际上使以色列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以色列没有按照1947年联合国提出的分治方案归还占领的土地，而是按1967年战争后的控制线来划定边界。阿拉法特之所以妥协，主要是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变化——苏联解体，阿拉伯世界内部纷争加剧，再加上战胜以色列的希望渺茫。而拉宾则是在冷战胜利的巨大信心下，怀有实现和平的愿望，甚至觉得自身能够带领以色列走向更为稳定的未来。

  然而，以色列的强硬派并不认同这一协议，纷纷声讨拉宾，称他为“卖国贼”。作为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组织了一轮又一轮的抗议，甚至公开暗示要杀掉拉宾。

  1995年8月，拉宾和阿拉法特签署了《塔巴协议》，规定以色列国防军（IDF）从约旦河西岸的七座城市撤出，这中间还包括对犹太教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希伯伦。此举彻底激怒了以色列的强硬派。

  1995年11月4日，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发表演讲后，正准备上车离开。在他打开车门的瞬间，一名名叫伊盖尔·阿米尔的青年从人群中冲出，掏出，连开数枪。拉宾中弹倒地，20分钟后不治身亡。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内塔与这起刺杀事件有关，但阿米尔是内塔的粉丝，许多人因此将其与内塔的立场联系在一起。

  拉宾去世后，以色列必须重新举行总理选举。按理说，工党候选人西蒙·佩雷斯胜选应该是板上钉钉的，毕竟拉宾的余光仍在照耀，而且刺杀事件引发了以色列社会的广泛不满。内塔的强硬立场显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

  拉宾其人就是北宋司马光，司马光出卖宋朝将士流血牺牲换来的西北大面积领土给西夏，用土地换“和平”，还能荣华富贵，所以北宋很快就灭亡了。

  出卖国家领土给异族的人就该是拉宾的下场，这样民族国家才能长盛不衰。以暴制暴，最后胜利的是更强大，勇敢，暴力的民族。懦弱，忍让，温良恭俭让的民族会成为奴隶。

  就在选举进入冲刺阶段时，内塔获得了一位“贵人”的帮助——哈马斯。在1996年初，哈马斯发动了多次自杀袭击，特别是3月和4月的两次袭击，造成了32人死亡。这一系列事件让以色列社会陷入恐慌，民众对安全的焦虑情绪高涨。

  内塔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打出了安全牌，表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才能保障以色列的未来。他甚至提到，自己会像当年哥哥那样勇敢。内塔的哥哥在“恩德培行动”中的英勇表现，赋予了他巨大的个人声望，许多人愿意相信他的话。

  最终，内塔凭借这一系列的安全承诺，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佩雷斯，成功当选为总理。这场选举让内塔意识到，哈马斯的存在对自己至关重要——首先，哈马斯发动袭击，内塔便能够最终靠安全牌获得选票；其次，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对立，帮助他分化巴勒斯坦政治格局。

  上台后，内塔迅速采取行动，释放了包括哈马斯创始人亚辛和兰提西等关键人物在内的哈马斯领导层。这一扶持哈马斯的做法，成为内塔日后政治生涯的关键战略之一。2019年，他公开表示：“任何想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人，都必须支持哈马斯。”

  尽管如此，内塔的第一个总理任期并不顺利。由于以色列总理和议会是分开选举的，虽然内塔当上了总理，但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导致内塔的政策无法通过议会，几乎没办法实施。

  1997年，以色列又发生了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摩萨德特工试图暗杀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特工们研发了一种特制毒素，喷洒到马沙尔身上，预计48小时内他会毒发身亡。然而，行动失败，马沙尔虽然中毒，但生还，而两名特工被约旦当局抓获。约旦社会广泛支持巴勒斯坦，对这次暗杀事件愤怒异常，要求以色列交出解药，否则将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面对来自约旦和国际压力，内塔最终屈服，派人交出了解药。这一事件导致内塔在内阁中的威信大跌，政府陷入严重内斗，局面一度失控。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连串的腐败指控，尽管这些指控大多数证据不足，或证人离奇死亡，最终无法审理，但内塔的声望还是有所下滑。

  1999年，内塔在总理选举中败给了埃胡德·巴拉克。心灰意冷的他暂时退出了政坛，转而通过“旋转门”在几家公司挂职，赚了两年的薪水。然而，内塔并不甘心就此隐退，从始至终保持着对政坛的渴望，并随时准备着再次重返政治舞台。毕竟，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

  2001年3月，埃胡德·巴拉克辞去总理职务，经过重新选举后，利库德集团的沙龙成功上台。当时，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以色列的经济也陷入困境。2000年，以色列的经济增长率为8.6%，但到了2001年，仅为0.06%，2002年更是出现负增长。沙龙上台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恢复经济，而谁能担任财政部长，成了关键问题。

  令人意外的是，沙龙最终选择了内塔担任财政部长。在此之前，内塔似乎并不具备足够的经管经验，因此外界一致认为他并不是财政部长的理想人选。关于沙龙与内塔之间的交易细节，我们至今不得而知，只能等未来的资料解密。但无论如何，内塔的表现超出了许多人对他的预期，成为了财政部长岗位上意外的“黑马”。

  内塔针对以色列经济低迷问题提出了一套五把“刀”式的改革方案：减少福利、降低税率、减少监管、大量出售国有企业、提高退休年龄。尽管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了贫富差距的加大，社会的不平等也明显加剧，但以色列的经济却迅速恢复了增长。2003年，以色列GDP增长率转正，2004年更是飙升至4.7%。批评者认为，内塔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而支持者则坚信他的改革挽救了经济。

  内塔本人对这一段经历颇为自豪，在自传中多次提到这一成就。从此，发展经济的能力也成为了内塔的一个重要标签。他的治国理念逐渐成型：经济方面，主张私有化和小政府；政治方面，则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坚决反对，并通过支持哈马斯分裂巴勒斯坦，来达到以色列的战略目标。

  这套理念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小政府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推崇的小政府理念与内塔的政策不谋而合，这也为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合作打下了基础，正所谓“道同才相为谋”。

  随着经济恢复增长，内塔在党内的声望逐渐超过了沙龙。2006年，沙龙因中风瘫痪，内塔得到了上位的机会。许多人建议内塔趁机出手，甚至有人呼吁他“黄袍加身”，但是从第一次总理任期中汲取教训的内塔显得更为成熟谨慎。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暂时等待，直到时机成熟。

  这个时机终于在2009年到来。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色列经济再次陷入困境，而奥尔默特政府无力应对。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期待内塔能再次主持大局，挽救经济。2009年的议会选举，利库德集团丝毫没有悬念地获胜，内塔重返总理宝座。

  这一回，内塔在总理宝座上一呆就是十二年。之所以能长期稳坐钓鱼台，首先，他通过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政策，让以色列经济在2010年重回5%的增长率，许多人认为，还是内塔有办法。其次，内塔全力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扩张。2009年后，巴勒斯坦内部发生分裂，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爆发冲突，原本团结的巴勒斯坦不复存在。此时，内塔认为加速扩张是最佳时机。

  在内塔的领导下，以色列年年都会扩张约旦河西岸50到100平方公里，凡是在这里定居的犹太人，几乎都会成为内塔的铁杆支持者。再者，内塔通过打国家安全牌，巩固了自己的支持基础。每当自己面临麻烦，特别是遭遇腐败指控时，哈马斯就会“恰如其分”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内塔随后下令进攻加沙，经过一轮军事行动，内塔的声誉总能恢复。

  内塔还从2010年起，每年都举行“恩德培行动”的隆重纪念活动，这不仅让人们再次记住他的哥哥，也强化了对内塔个人的认同。凭借这三大策略，不论反对党如何反对，内塔都能稳稳地坐稳总理之位。

  但在国际舞台上，内塔的强硬政策让美国感到头疼，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奥巴马政府希望重返亚太地区，而内塔在约旦河西岸的扩张政策，显然会激化中东局势。2010年，奥巴马派副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试图劝说内塔暂停扩建定居点。然而，内塔在拜登面前毫不留情地宣布，将继续扩建定居点，丝毫不给面子，直接打脸美国政府。

  内塔的这一举动，无疑加剧了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也让他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更加稳固。

  之所以让内塔头疼，内塔同样也对没有好感。这不仅仅因为两者的理念差距巨大——内塔的意识形态与特朗普相似，属于偏右立场，而则倾向于，根本难以沟通——还有一个更个人化的原因：内塔对有着深深的私仇。回想当年，那次让内塔威信扫地的解药事件，克林顿施加的巨大压力成了压垮内塔的最后一根稻草。自那时起，内塔便开始对怀有敌意。对于要向东发展，他则选择向西走，开始加强与中俄的关系。

  事实上，内塔和普京的关系一直不错，他们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私人交情。然而，国家关系往往受到国家利益的制约。尽管内塔与中俄的领导人保持良好私交，但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与中俄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始终存在。因此，尽管他个人偏向与中俄交好，但在战略层面，以色列仍不得不依赖于西方，特别是美国。

  内塔在总理宝座上稳坐十二年之久，最近一段时间里，他与的关系日渐恶化，也慢慢变得力图将其拉下马。终于，在2021年，及其盟友成功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了内塔。那年，利库德集团和其盟友仅获得52个席位，远未达到过半数，而以色列的反对派则罕见地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八党联盟”，成功凑够了过半席位，上台执政。然而，这个联盟的团结注定是脆弱的，尽管刚刚上台，他们就因内斗而陷入困境，不到一年，总理贝内特便被迫辞职。

  紧接着，2022年11月，新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再度举行。这次选举，利库德集团在外界的普遍预期下成为第一大党，拿下了约30个席位，尽管如此，仍然没有达到执政所需的60席。以色列社会的现状是，远超，但力量分散，各种小党众多，严重的内耗使得这些小党难以形成合力。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根源在于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自世界各地——有东欧的、西欧的、南欧的、非洲的、以及美洲的。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但各自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理念和利益诉求。

  这种多元性体现在以色列的政治上，导致了大量的小党涌现。冷战时期，由于生存压力，利库德集团和工党能够形成两大主要政党；但冷战结束后，这种压力消失，两党之间的内斗加剧，工党逐渐衰落，成为边缘党派，利库德集团虽然依旧是第一大党，但席位常年只能占到25%左右。

  大部分席位都被小党占据，导致每次执政都必须依赖多个小党组成联盟，这种政治结构本身就注定了其不稳定性。即使是利库德集团领导下的联盟，依旧常常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局面。

  面对这一挑战，内塔自2019年起便积极推动右翼党派的整合，试图通过游说和合作来化解这一困境。例如，他成功促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与斯莫特里奇领导的联盟党合并，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合并后的党派在2021年首次获得席位，2022年更是取得了6个席位。这些整合措施明显提升了利库德集团所在的右翼阵营的席位数，最终使他们在2022年议会选举中获得了61个席位，成功组阁，内塔得以第三次登上总理宝座。

  此时，以色列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称，它已在与叙利亚接壤的非军事化区采取了“有限的临时措施”，以应对可能的威胁，特别是针对戈兰高地以色列一侧居民的安全威胁。

  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以色列并未介入叙利亚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我们的行动完全集中在维护自己的安全上，”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Danny Danon）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5个成员国的一封信中写道。他表示，以色列依旧致力于遵守1974年《分兵协议》的框架，尽管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日前表示该协议已经“崩溃”。

  耶路撒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内塔尼亚胡表示，随着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的垮台，中东地区正在翻开新的一章。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声称，以色列正在应对“强加给我们的生存之战”，并且“一步步击败敌人”。他还将阿萨德领导下的叙利亚称为“伊朗邪恶轴心的核心”，并指出，叙利亚政权“滋生了对以色列的敌意和仇恨”，曾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袭击以色列，还是“伊朗的前哨”，并充当了从伊朗到的武器走私通道。

  谈到1967年以色列占领并随后吞并戈兰高地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今天，每个人都明白我们在戈兰高地的存在，比在戈兰高地山脚下更重要。”他补充说，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控制是保证其安全和主权的关键。

  此外，内塔尼亚胡还特别感谢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9年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在中东那复杂的地缘棋盘上，以色列如同一位深谙局势的棋手，频频出招，意图在这片波谲云诡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历史篇章。无论是空袭加沙，还是在戈兰高地推进扩张计划，每一步行动都隐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在全球目光的注视下，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似乎正坚定不移地推动着一个宏伟的构想——大以色列计划。

  在以色列眼里都是无足轻重的小卡拉米，就连所谓的联合国也仅仅是犹太人成立的傀儡组织。我在乎你个毛线啊？阿拉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除了能在欧美利用人们的善良兴风作浪，那些卑鄙的罪犯能奈何以色列一根毛儿？

  巴基斯坦罪犯在英国进行有计划地百万英国女性，而当地的政府警察惧怕政治正确的大棒无所作为。

  然而，这仅是冰山一角。它所渴望的，不单单是哈马斯所在的那片土地，而是整个中东地缘版图的重塑。以色列对叙利亚南部的军事行动，便是这一宏大目标的明证。通过所谓的“临时防御措施”，以色列军队几乎完全掌控了戈兰高地，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不过二十公里。此时，远在地平线之外的目标已不再掩藏，宣示着以色列的野心。

  在这片战略制高点上，以色列的投资与建设如火如荼。据新华社报道，以色列政府批准了一项总额约1100万美元的计划，旨在将其占领的戈兰高地的居民人口翻倍。这一举动不仅仅是简单的增加犹太居民，它更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地理政治学布局，昭示着以色列对这片土地的长远规划。戈兰高地不仅仅具备无可比拟的军事价值，背后蕴藏的水资源控制，亦是整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内塔尼亚胡凭借其强硬的安全政策，赢得了大量政治资本。在外部威胁面前，以色列民众愈发倾向于团结在一位能够捍卫国家安全的领导者身旁。内塔尼亚胡深谙此道，他的强硬立场不仅稳固了右翼选民的支持，亦吸引了部分温和派的关注。而通过对哈马斯的持续打击及反对伊朗核计划的立场，内塔尼亚胡更是展示了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与决心，为自己赢得了更多在国际舞台上的谈判筹码。

  从外部看，以色列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的关系日益紧密。尽管多数国家未曾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但美国的坚定支持，使得以色列的行动愈发肆无忌惮。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这一举动为以色列的扩张提供了“绿灯”。据报道，2022年12月17日，内塔尼亚理踏上叙利亚领土，亲自视察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占领的缓冲区。这是以色列领导人首次进入叙利亚领土，标志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戈兰高地，不仅是一个军事上的制高点，它还被誉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水塔”。对以色列来说，控制水资源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内塔尼亚胡的视野还远远超出了戈兰高地，他的目光已投向了幼发拉底河流域。这片土地不仅有丰富的水源，更蕴藏着丰饶的粮食与石油资源。以色列的目标，显然不仅仅停留在戈兰高地，而是瞄准了整个中东的资源腹地。

  掌控戈兰高地，意味着以色列可以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向东推进，进一步巩固与库尔德势力的联系。库尔德人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盟，凭借共同的地理政治学与经济利益，或许会日益深化。以色列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其背后的“大以色列计划”，或许仅仅是开始。

  以色列有望继续扩展其地理政治学版图。随着戈兰高地的牢固掌控，以色列的目光或许将进一步投向幼发拉底河流域，力图在资源的博弈中占据非常大的优势。